丁学良说:
毛发动文革的动机非常复杂,但至少有一点是他对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很不满,既有官僚体系不听他话的原因,即在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陈云等一线领导的控制之下,使毛觉得大权旁落,同时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对共产党官僚体制弊病看不惯。
这些不满与批评在当时颇得民心,这反映在《告全国人民书》中的措辞包含的对百姓对官僚特权和腐败的痛恨。
如果没有那些民怨,文革初期毛号召社会基层起来造当权派的反,不可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和拥护。文革的动乱当然是可怕的,所以无论是打烂还是不打烂官僚制,在中国都是悲剧性的。
70年代末,中国又把官僚体制延伸但社会的文化、教育、传媒、科技、核心产业管理的一切方面。可以说那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黄金时代。
对付官僚特权和腐败,二十世纪至少提供了四种可能的方法:
一、军人当政。特别是像巴基斯坦、印尼、非洲、拉美,发生过多起由军人、尤其是少壮军人的干政。理由是文官政府腐败无能,社会矛盾日益突出,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。可是看看军人当政的国家,他们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,并没有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。
二、暴民政治。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,也有狂暴的意思,这就是毛的办法。我不同意他的理论,但他确实在思考这些问题。直到文革初,毛才认为找到了解决官僚体制特权腐败的办法,所以他才把文革称为比巴黎公社更大的革命。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,狂风暴雨般的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。但你看看文革的结果,官僚体制当然被打得稀巴烂,但同时中国社会也全面混乱,生命财产、教育文化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。而且像这种暴民运动必须有个保障,那就是最高统治者具有狂暴的号召力,否则暴民运动发动不起来,因为官僚体制可以随时干掉你。
三、所谓的开明专制。中国观摩最多的,是新加坡、香港,既没有多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,同时腐败受到严格控制。多年来,中国高层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,但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不适合,虽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参照。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规模。新加坡500多万人,香港700多万人'等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,中国面积太大,地区差异更大,改革很难真正有效。
四、开放民众参政、推进公平政治竞争,即民主化改革。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。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,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发展。但随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勢力更加腐败,把印尼经济搞垮了。印尼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,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的,因为全国几千个岛、几百个部落。但多年来,民主化的方向明确,步子虽然摇摇晃晃,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。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,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。一个社会抑制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,一是透明的媒体,二是司法独立。如果这两个工具都在官僚集团控制下,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。印尼的进步鼓舞人心。
所以,把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,我们可以把话题聚焦到一个基本思路上。过去几十年,是中国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几十年,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几十年。在此过程中,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,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细化、深化和全面化。同期,民间以及体制内那些正义的、公正的反腐诉求,越来越被边缘化,根本制衡不了。
于是,中国社会里文革式政治情绪越浓烈,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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