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的经济遗产
杨继绳:1949年以后,结束了长期的战乱,在和平环境下,基数很低的国民经济,自然有一个快速的增长。但是,和发达国家相比,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。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.7%,1980年这个比重下降到2.5%。1976年,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34.4亿美元(按当年汇 率折算),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0.7%。
物资极度匮乏。粮、布、糖、肉、蛋、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等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。各种票证成了比人民币更为重要的“特种货币”。
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“剪刀差”从农民身上积累工业建设的资金,从而把农村推向贫困。农业集体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,农村的生产力遭到
严重破坏,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56年为310公斤,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。直到1978年才达到320公斤,整整徘徊了22年。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,一直到七十年代末,中国农民基本上没有吃饱过。
七十年代末,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。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,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,成了光秃秃的“和尚村”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。
1978年,全国农民每人平均年收入仅有76元(按当年汇价1美元1.72元人民币计算,合44.2美元,平均每天0.12美元),其中两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低
于50元。1978年,中国农民中,有1.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,1.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,有2.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。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,还倒欠生产队的钱。〔5〕1978年,生活水平不如1950年代前期(即农业集体化以前)的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二,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1936年。
在毛泽东时代,城乡差别很大。那么,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?不是。1975年,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,工厂生产第一线70%以上是二级工,月薪为41.5元(按当年汇率1.97计算,为21美元),再没有其它收入。居民家庭没有任何财产,成了名符其实的“无产阶级”。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“三大件”。
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。在天津,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。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破旧平房里的情况十分普遍。1950年,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.8平方米,1972年,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。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,一直住到八十年代。
工人工作环境很恶劣。1972年9月14日天津劳动卫生防治院向我提供了一个调查材料证明,工人劳动保护很差,职业病很普遍,不少工人因汞中毒。天津化工厂电解车间85人中有76人汞吸收,占总人数的79%。
几十年来,中国的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辛勤劳动、节衣缩食,为什么还这么穷呢?
这是因为:消灭了私有经济,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,由国家政权直接组织经济活动。
在这样经济制度下,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,严密控制一切经济活动,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,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。在这架大机器里,控制中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,由中枢支配,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。
计划经济体制在技术上缺乏可行性。在资源配置上用人们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。计划决策失误不断地造成巨额浪费。更重要的是,在计划经济体制下,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,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。懒惰之风盛行。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。智慧和才能被窒息。创新精神被压抑。经济机体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。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,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。为了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,就要清除“噪音”和“杂音”,实行舆论一律。
---"文革后中国怎样对待毛泽东的“遗产”"
·杨继绳·